二战时期，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物资、物价管控。1943年，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实行租金管制政策，旧金山、纽约等多市都开始对城市内一部分公寓住宅进行租金上限的限制，要求房租不得超过一定价格，租金涨幅也不应超过一定比例。这一价格，通常都低于市场价。

战时，人们觉得，定量分配、按券购买、物价管制都是正常的。战后，一些国家仍然延续了价格管制的习惯。

战后的1946年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合写了一本小册子《屋顶还是天花板》，在这本书中，他们对照了旧金山市1906年地震后与1946年的房屋短缺现象:结果发现，租金管制带来的房屋紧缺甚至要超过一场摧毁了市中心1300万平方米住房的地震所带来的紧缺。

在当时，弗里德曼就提出，租金上限政策并不会为难富人。因为租房短缺了，许多人会涌向买房，反而会使拥有住房的人身家暴涨。

但是，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。从直觉上，大多数人支持对房租进行限制。然而，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抓住了问题的实质。

纽约对租房实施最高限价后，房东和房客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：一些房东宁愿空置、自住也不愿出租，一些房东将一居室公寓改为二居室、三居室，同时不维修、保护以降低房屋成本，市场上房屋供应的质量会大打折扣。因为租金管制的公寓价格更加低，一些投资商会渐渐买断一栋楼“另作他用”。很多租客只能住在一栋散落建筑材料、满是灰尘、切断暖气的空楼里。此外，这种信号也会传递给上游的开发商，开发商会降低承建出租房、商品房的数量。

长期来看，市场上的出租房以及优质房屋只会更短缺，同时租房需求没有减少，那么房租价格只会更贵而不是更便宜，普通人越来越难租到房子。

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价格管制（本文主要讲最高限价）最直接的后果是打击供给，包括供给数量减少和供给质量降低。假设今天一道命令限制市场上所有的面包都不能高于1元，那么，最直接的反应就是，第二天市场上售卖中的面包会少了一半。如果市场上还有面包增加，那一定是成本低于1元的劣质面包。

所以，价格管制也会带来大量的资源闲置和浪费，无法满足市场需求。面包的价格被管制后，大量面包店、面包机及面包师被闲置，而原材料及面包机只用于生产劣质面包，可口美味面包在市场上绝迹，想吃的人却买不到。

假如国家价格执法力度严格，价格管制带来的商品短缺，会引发长时间的排队等候。这无疑增加了监管成本和交易费用；假如国家价格执法力度不严格，价格管制会引发黑市交易以及权力寻租。这就增加了交易风险和司法腐败。

战后，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公差出行欧洲，他们发现价格管制几乎无处不在，但管制力度影响着市场形态。斯蒂格勒对此有段经典的评价：英国人遵守国王制定的法律（管控物价），因而物资紧缺；法国人不遵守法律，黑市发达，物资不算紧缺；而美国人只遵守正确的法律。

黑市，就是价格管制催生的一种迂回市场。价格管制引发商品短缺，这促使人们冒险进入黑市。二战后，欧洲管制燃料价格引发短缺，普通市民，小企业主，小商店店主，批发商乃至政府官员无不涌向黑市。黑市组织者及商品供应方不得不向政府贿赂，双方某种程度上成为了“合谋方”。寻租的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，消费者在黑市中不仅要承受被欺骗、违法的压力，还要花费高额的成本。在纽约房租管控的案例中，一些房客不得已贿赂房东的方式来让自己有安稳的一塌之地。

但是，问题的根本并不在黑市以及黑市的组织者，而是价格管制。在错误的法律下，正常的市场沦为了黑市。

以上概括起来：价格管制打击市场供给，引发市场短缺，催生劣质商品，导致资源浪费，抬高市场价格，催生黑市交易，提高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，甚至引发权力寻租、司法腐败与社会危机。

不过，直到七十年代美国爆发持久滞涨危机，人们开始意识到价格管控的恶果了。最初尼克松政府、卡特政府试图对物价和工资实施管制来压低通胀。但是，价格管制的后果是通胀肆虐。这时，弗里德曼利用他的价格理论给联邦政府和市场反复“上课”。通胀的恶果和价格理论的传播让人们对价格管制有了正确的认识，如今全世界对价格管制基本持否定态度。

在自由市场中，弗里德曼将价格置于核心位置，价格成为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。哈耶克认为，价格可以将市场分散的信息组织起来。张五常称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。

价格机制的具体逻辑是什么？

价格将自由市场中的个人产权、分散信息、供需双方按照成本与收益的原则有效地组织起来。其具体逻辑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价格三个功能：信号、分配与奖励。

价格如同一个信号灯，需求方依据该信号判断购买什么、购买多少、什么时候购买，同时供给方也以此判断供应什么、供应多少、什么时候供应。不同的商品，不同的价格，意味着不同的成本与收益，供需双方自愿选择、自由交易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。价格将各种不同的商品与资源分配给各自用得最好的人手上。对成交价格预测更准确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，预测不准的人损失收入，在这样的奖惩机制下会激励供应方在价格上涨时增加供给，需求方则减少购买。

遵从价格机制的市场是什么样子？我们看一个案例。

二战后，德国的经济满目疮痍。由于长期战争、价格管制、物资短缺，通货膨胀严重，旧马克一文不值，美国的香烟却成为了坚挺的货币。在猖獗的黑市中，许多人费力弄到香烟换取面包、黄油。

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艾哈德，信奉欧根的自由价格思想，推行货币改革，同时放开物价管制和贸易管控。在艾哈德通过电台宣布一大批商品取消价格管制的第二天，大量兑换完新马克的市民走进超市，吃惊不已，因为他们看到“各种各样的商品堆满了货架，彷佛从天而降，商品奇缺突然消失”。

为什么？这恰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之后的良性循环。当政府放开控制，预期价格上涨，预期价格上涨信号迅速传递到供应方，在利润的驱使下，囤积在边境的数以万计的商品一夜之间填满了德国超市的物价。

由于商品供给弹性足够强，物价还没来得及上涨，就已经被海量供给平抑，这就是价格的信号和奖励功能在发挥作用；在玲琅满目的商品中，人们不再被迫选择劣质商品，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成本、收入与喜好选择最优商品，这就是价格的分配功能。

但是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直至今天，美国纽约的租房市场仍然弥漫着硝烟和对立。很多人依然认为，居住是民生问题，租房和房屋的价格应该被管制。否则，穷人就难有栖身之地。

其实，这个问题与民生无关，是受供给弹性约束。食品是民生但无需价格管制，因为食品的供给弹性很强。但是，商品房的供给弹性相对弱一些。比如，在特殊时期，二战后的欧洲，城市沦为焦土，住房紧缺，租金和房屋价格大幅度上涨，可以刺激开发商大量建房。但是，房屋供给弹性相对较弱，建房需要较长周期和大规模的投入。如果按照市场的原则，很多人可能在战后几年内需要承受高房价和高房租，有些人可能无房居住。怎么办？

当时，德国政府的做法是鼓励一切市场力量建房，推行《住宅建设法》对社会住宅和自有住宅的建设提供贷款、补贴、税收等优惠，住房大规模兴起。私人、企业、合作社、教堂、政府都是建房的主体。其中，政府比例少，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廉租房，面向低收入者。私人自家房最多，占比达64.3%，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占23.5%，住房合作社开发的占比5.4%，政府和教堂的占比6.8%。

虽然德国实施价格管制，但是真正把价格压下来、解决住房短缺的是政府促进市场加大供给。到1978年，德国的房户比达到了1.21，住房供给出现了过剩。

所以，在特殊时期，在供给弹性弱的市场中，我们不是要价格管制，恰恰相反，而是要更加相信市场，降低准入门槛和交易费用，促进市场的供给与效率。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，只要不滥发货币与信贷，房屋价格上涨会吸引供给增加，尽管商品房的供给弹性弱一些，但随着土地和房屋供给增加，房价不可能持续上涨。而如今一些城市房价持续快速上涨，是土地供给被限制叠加信贷泛滥的结果。

对于价格放松管控的担心常常伴随着一种担忧：富人会得到所有，而穷人将一无所有。实际则截然相反，价格管制会极大耗损个人成本、激化斗争、浪费社会资源，虽然这项规则的初衷可能是出于善意。而社会进步总是遵循于逻辑而非直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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