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晚报 | 作者 胡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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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史记：我读过的十座城市》《说史记：小说一样的历史》《野史记：近代中国异闻录》 杨早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准确的吗？或许我们能说出历史事件、时间及意义，但历史总有复杂的一面，那些历史中明线往往为人们所知被人们翻来覆去地分析，但那些历史的暗线藏在明线之下，或许对历史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，但却大幅提升了历史的魅力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，以《城史记：我读过的十座城市》《说史记：小说一样的历史》《野史记：近代中国异闻录》三本小书，展开“杨早讲史”系列丛书的序幕。通过个人随笔、小说化历史、历史掌故这三个方面，讲述他与历史与文学的不解之缘，品读历史的乐趣。
《城史记》以富顺、成都、广州、北京、天津、高邮、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合肥这十座与作者成长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为主角，在记录这些城市另一面时，将个人与历史连接起来，从城市文化中看见自己，从自己的经历中看见城市，似乎在写一部很新的自传。《说史记》与《野史记》则抹去了个人，更添了一份历史的严肃感，但在作者以小说写史，以掌故读史的基调下，这份严肃感并没有多厚重，而是显得轻松活泼。
作者摘取历史大人物大事件的边角料，聚焦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节点上，讲述了清末民初大臣们的八卦、“五四运动”历史背后的细节、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逸事趣闻和近代新闻业的血泪往事，既有直击现场的历史还原，也有犀利尖锐的人物评论。在小说、小掌故的辅助下重述故事，其意并非在于要以大发现改变些什么，而是以细碎、复杂的故事重现鲜活的历史场景，让读者充分体验历史的复杂性和通过文字阅读带来的现场感。
老北京的变迁
《城史记》中北京作为作者现在生活的城市，他在讲述北京的开篇就写道： “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廿四年，它是我一辈子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。”
作者在书中提到，北京最难以抹去的符号就是首都，在历史资料中，清末民初的北京大街，可以并行十辆车，这是何等宽阔。后来1928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，北京便改名北平，列为直辖的“特别市”，而后再降为隶属河北的普通市。于是官宦、商人纷纷迁移，房价大跌，市井萧条，基本上只剩遗留在北京的各种大学和文化机构，变成了学生城市。
当时的北京有那么几条街是非常聚人的。当时的文化人最偏爱琉璃厂，学者们在琉璃厂聚会，或者是相约或者是偶遇，彼此间见面的机会远超其他场合。而琉璃厂之所以有这样的相遇，全仰赖于它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的旧书市场。
琉璃厂的文化气息源自乾隆年间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，全国的图书都涌向了北京涌向了琉璃厂。旧书古籍在这里经久不衰，以至于清末上海的新式出版物来到北京琉璃厂，都要被挤对讥笑一番，这也逐渐塑造出琉璃厂的风格特色，新文化人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，因研究所需，需要占有大量资料。这时琉璃厂的旧书肆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，店员素质之高，找书能力之强，服务热情态度周到，能和这些大教授谈天说地，这就使得琉璃厂与近代学术史关系密切。以鲁迅为例，他1912年来京至1926年南下，十五年间，去琉璃厂的次数达四百八十五次，采买图书、碑帖三千八百多册。
随着新式出版物的蓬勃发展，琉璃厂的旧书肆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，书中提到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作家，笔触很少提到琉璃厂书肆，即使偶尔提到，也只是将琉璃厂看作传统文化一道残留的风景线。北京的文化与商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，在北京，诸如琉璃厂这样的文化商区与现代学者关系至深，但人们却很少提起。或许在北京，文化场所就如同空气一样，随处可见，早已形成氛围，无需再将符号一遍遍提起。
对于当下在现代都市北京生活的年轻人们来说， 少有人仍旧过着老舍话剧中的老北京生活。每个人对于北京都有不同的感受，这也创造出多样的归属感。
大师们的小故事
《说史记》和《野史记》中讲述的主要是清末民初这段时间的各种大小事，有说人物的，有说事件的，有说报纸杂文的，有对历史的再评论，总之突出了这段历史时期的广度。《野史记》中“大学，有大师之谓也”这一章，通过文人大师之间的趣闻轶事，讲述在严肃百科之外的他们——比如闻一多和朱自清。
闻一多其人才华横溢，有着诗人奔放的热心，而朱自清则相反，他内敛低调，内心常有文人的忧愁与焦虑，相比较闻一多他的内心活动更加丰富。从他们演讲和讲课中就能看出一二，在作者《大师不会讲课，又怎样》这篇文章中，朱自清与俞平伯、顾颉刚、张申府等名列在一位联大学生所评的不会讲课老师的名单中。
朱自清在“五四运动”时期就已经加入“平民讲演团”，听起来从教经验丰富，但他上课时仍不免紧张，得时时用手帕擦汗，一旦说错话直接上脸不知所措。他上课时不大敢讲自己的观点，总是引述别人的话和观点来给学生讲课。因此，选他课的人极少，他常常为此而焦虑。书中提到，最差的时候，只有研究生王瑶一个人来上课，但如果今天王瑶没来，那这课就没法上了。
闻一多则与朱自清相反，他年轻时口才并不佳，因为演讲不好而降等级，这被他认为是奇耻大辱。他为此一遍一遍苦练演讲，自信的他最终练就了一副好口才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闻一多是激情的，是自信的，是具有煽动性的，这大多源自于对他演讲时的印象。
常人来说，性格如此相反的人，必然有相吸引的部分，也必然有相互排斥的部分。内心敏感多虑的朱自清对此则记录更多。书中举了一个事例，闻一多的孩子没告诉朱自清就从他的书桌上拿走了四本书。朱自清将这一举动看作闻家对自己的蔑视，对此他思来想去，忍了又忍，没有和别人说，并且怀疑闻家孩子并没有归还之意。而后，闻家孩子只还来三本书，那本没还回来的杰克·伦敦的书让朱自清觉得一定是弄丢了，并且最让朱自清恼怒的是，闻家孩子是趁朱自清不在的时候来还书的，并且对丢书一事一句都不提。这些事还有很多，但却从未影响到朱自清对于闻一多的佩服，在闻一多死后，朱自清也是尽其所能帮助闻一多家属渡过难关。作者在书中以李白与杜甫类比闻一多与朱自清的关系，确有些相似。
细节中的趣味
有些历史故事，与历史主线无关，但又隐隐地与历史人物有着各种关系。就像《世说新语》般，多是些人物趣闻。《说史记》中有一例人物趣闻，颇值得玩味。
北大学生傅斯年，有一天在北大附近散步，从北河沿走回沙滩，一辆车从他身边飞驰而去，溅了他一裤子泥点子。暴脾气的傅斯年，怒火中烧，回到宿舍就嚷嚷着“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”，说着说着开始和同学讨论关于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问题，他把这些思考写成的札记发表在北大刊物《新潮》中，被学生们广为传看。
几个月后，“五四运动”爆发了，傅斯年任总指挥，之后的两三月中从不堵车的北京城，时常陷入因游行、演讲和警察抓捕导致的堵车中。清华的学生离城远，没能参加五四当天的运动，而是很快地参加到之后的北京高校罢课中。
6月的一天，游行的队伍到了西单，与一辆汽车狭路相逢，汽车的司机态度很差按喇叭要求学生让路。这个举动惹怒了清华学生们，人们想起了傅斯年发表在《新潮》里的那篇文章，大家将那辆车掀翻在路旁的沟里。这只是游行中的一个小插曲，但是有一位清华学生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，他开始对自己参加运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。回校后，他退出了运动，这个人就是散文家梁实秋。这虽说只是个小故事，但人们却能看到事件中各种人物的思考，以及他们呈现给世人的个性特点。
在故事中，人们能看到傅斯年的性格，也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论事风气，更能看到对于历史大事件人们不同的理解。傅斯年直到去世仍旧是一副火爆脾气，而梁实秋则被冰心称作“像花一样的男人”，各自在中国文学、史学界中留下了一笔。
作者在书中用最合适的表达， 讲述了这些“不太重要”的历史细节。以文学赋予了历史更多的细节，尤其是在可读性上，文笔的舒展抵消了史料的干涩，让无趣的不枯燥，有趣的更幽默，让历史褪去了严肃、厚重，多了一份鲜明和生动，当后来人重新发现这些暗线时，或许能对那些印象中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有着更深的理解。
